打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的自信自强以及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有关“中国设计学”的讨论也渐次提上议事日程，并在国内外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共鸣。2023年，“中国设计艺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及评价标准研究”被确立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的选题。在这种背景下，仍然有一些研究者质疑“中国设计学”的合法性，主张在设计学学科建设中强调全球性，淡化地方性。尽管不难看出这种“普世化设计学”的背后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作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倡导“中国设计学”、构建中国自主设计评论话语体系的同时，现阶段仍有一些基础的理论问题亟待厘清。在本文中，笔者将从交叉学科建设的背景中所面临的时代机遇、中国式设计评论的主体立场与学术资源、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式设计评论如何开展国际对话这三方面展开，从自主设计评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案例出发来探讨中国特色设计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若干问题。
一
交叉学科“设计学”建设与“中国设计学”的机遇
当前，随着以生命科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全球产业环境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往被认为是“美化”“装饰”的设计，在产业链中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技术前沿与落地应用之间的链接价值。这突出体现在设计越来越多地受到产业和全社会的重视，上至政府、企业，下至终端的消费者，人们越来越愿意为“设计”投资或买单，各个设计领域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自身知识体系建设方面，设计也突破了传统的艺术学单一的学科来源，而是以“设计+”的形式空前地与各种学科知识体系相融合，最终在学科目录中被赋予“交叉学科”的属性。在全世界范围内，从包豪斯、乌尔姆到赫伯特·西蒙、设计方法运动，西方设计学者都仅仅围绕“设计学科（Design Discipline）”或“设计科学（Design Science）”展开讨论，而始终没有提出学术界公认的“设计学（Designology）”学科。在学科目录中正式明确“设计学”，并将其定义为“交叉学科”，本身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但在如何建设交叉学科“设计学”的问题上，中国正面临着一个缺乏前车之鉴的世界性难题。
在中国语境内，“交叉学科”的提法长期以来都带有明显的自然科学的色彩。据检索，北京大学于2006年4月4日率先成立“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Academy for Advance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嗣后，经中央编办批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2020年11月正式成立“交叉科学部”。这些所谓的“交叉学科”特指自然科学内部尤其是理科和工科或医科的交叉；而在文科领域，一般将学科交叉的研究称之为“边缘学科”“综合学科”等。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交叉学科“设计学”从在学科目录中明确伊始就带有“工科主导”的色彩。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就是“设计学”从此前2011年版学科目录的“艺术学”门类移入2022年版的“交叉学科”门类后，学科名称后面的提示语也悄然从“可授予艺术学、工学学位”变成了“可授予工学、艺术学学位”，即明确了工学、艺术学二者的先后次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还没有接受设计学作为交叉学科，设计学人才培养工作仍然需要由独立的美术院校、综合大学艺术院系来承担，但格局正悄然地发生着转变。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笔者认为，交叉学科设计学建设的关键和精髓，就在于如何在“学科交叉”的过程中携带着所交叉的工学、艺术学两门学科各自的主体性，否则“交叉”就无从谈起。工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是一种典型的启蒙运动以后兴起的现代“科学”，旨在探求客观真理和普世标准，一个基本的要求是研究方法和实验结果要具有可重复性。换句话，对于自然科学“求解”的过程和结果需要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存在地域性的差别。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陆续形成各种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虽然是从人文学科（哲学）中析出，甚至人们仍习惯性地称之为“文科”，但在研究范式上却高度模仿自然科学，诉求于实证主义精神，因而本质上也属于自然科学。但艺术学作为一门古老的人文学科，从一开始就强调个性、创造性和地方色彩，无法在全世界范围内强求一致，从根本上说这个评价标准就是与工学格格不入的。作为交叉学科的设计学学科建设，并不是用“工学”的标准来取代“艺术学”，当然也不是以“艺术学”的标准来改造“工学”，而是在新的语境中探求二者的共容、共存、互鉴、互动之道。二者既需要协同，也需要在协同过程中保有自身的主体性，这就是笔者所提出的“学科间性”。从设计学的学科沿革来看，艺术学门类到交叉学科门类的调整，体现出交叉学科设计学越来越脱离艺术领域而独立发展的趋势。但是，对于传统的艺术学门类下的设计学来说，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工学的进入是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正如俗语所说：“让凯撒的归凯撒，让上帝的归上帝。”从学科管理角度来说，还是需要区分不同的设计学科归属所对应的研究范式。
既然承认设计学是“交叉学科”，而不是纯粹的工学，就要在交叉学科建设中体现出工学、艺术学各自的主体性。这样，以艺术学的学科立场和姿态进入交叉学科设计学的建设就不仅是正当、而且是必须的了。为了强调交叉学科设计学建设中艺术学的这部分，笔者在2023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的选题时，特别使用了“中国设计艺术”的提法，从而避免“中国设计学”可能带来的对工学诉求于普世性的忽视。当然，这并不是说，交叉学科设计学建设中的自然科学那部分完全没有主体性的问题，例如中国在大国重器方面的自主创新、中国在有组织科研方面的经验教训等，当然也是“中国设计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这些并不是“中国设计学”建设中最核心、最紧迫的基础理论议题。这也要求中国设计学主体性研究必须包容多种学科范式和研究方法。在建设中国设计学的过程中，既需要深入运用文献、田野等传统的方法，也需要创新导入实验、实证研究方法。同时，设计学的成果也需要包容两种研究范式。
近年来，学术界有一些学者主张研究“问题”，反对各种“体系”，并认为建立体系是一种“学科焦虑”，将其与具体研究的推进对立起来；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三大体系”建设这种宏大话题是长期的任务，不能“速成”。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新看法，因为从胡适、李大钊时代起就有“问题与主义之争”；20世纪80年代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一书中也提及有人提出类似的反对意见。针对前一种观点，笔者认为，学科建设与从事具体的研究并不矛盾，当前设计学界既需要研究宏观的学科体系，也需要研究微观的具体问题。“学术无禁区”，不能天然地把设计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样重要的问题排除在设计学的研究对象之外。事实上，从这些年来看，不管是笔者本人还是整个学术界的研究进展，“学科研究”和“问题研究”也都是同步推进的。针对后一种观点，笔者曾经多次提出，“三大体系”建设并非设计学的终极任务和最高目标，它只是开展学术研究之前的脚手架和施工图。就像写文章之前的提纲，有了提纲，才能向里面填充具体内容。没有提纲，文章也就无从展开。文章不能“速成”，但写文章之前的提纲必须“速成”。“中国设计学”的体系和框架必须先做擘画，在学术共同体中形成共识，才能以此引领深入的研究。
二
主体立场视角下中国式设计评论的构建与开展
不管设计学学科体系如何变化，作为艺术学的组成部分和带有艺术学属性的交叉学科，都需要以本学科的历史、理论和评论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因此，中国式设计评论是中国设计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和开展的重要抓手。从2003年开始，由吕品田担任副主编并主持编辑部工作时，《美术观察》杂志率先开创了“设计批评”栏目，先后编发了上百篇设计评论文章；黄厚石于2009年出版《设计批评》教材，并于2022年出版《新编设计批评》；此外，《中国文艺评论》《美术与设计》《创意与设计》《装饰》等业内期刊也为推动设计评论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高丰 著《中国设计史》
然而，相比较于对西方设计学学术前沿著作的译介热情，我们的学术界和出版界对于中国本土设计的关注远远不够。这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中国设计通史缺乏梳理。目前，我国各大造型艺术门类，如美术、书法、雕塑、建筑乃至摄影等，都不乏大部头的“通史”类著作。但中国设计史的研究除了已故的高丰教授于2004年出版过《中国设计史》外，二十年来几乎没有除教材以外的新著面世。近年来，尽管有很多会议和文章倡导并探讨“中国设计史”的写作范式、方法等问题，但通史性质的“中国设计史”类著作迟迟没有问世，这与西方设计史研究的繁荣景象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设计史研究是中国式设计评论开展的重要基础，亟需通过中国设计史研究打破目前高校设计史教育中“西方现代设计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其次，对中国设计理论缺乏提炼和总结。有学者指出：“文艺评论之为‘评论’而非一般的群体‘议论’或情绪化‘偏论’，全在一个‘理’字。”然而，2023年出版的专著《设计研究理论I》中列举的上百种设计研究中的常见、常用理论，竟无一种为中国设计学者所原创。细数近年来我国学者原创的设计理论成果，大概只有柳冠中的“设计事理学”、杭间的“本土知识体系”、吕品田的“人际和谐论”、吴海燕的“东方设计学”、邹其昌的“工匠文化”、祝帅的“学科间性”等寥寥几种而已，这突出体现了我国当前设计学界“话语权旁落”的危机。最后，中国设计评论实践缺乏大规模的组织和开展。设计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尽管其研究对象是设计，但是由于分属不同的行业圈子，造成长期以来设计师、设计企业对于设计学界的研究成果关注甚少，而象牙塔内的设计研究者对于产业和实践领域的进展也知之甚少。此时，设计评论就成为链接设计实践和设计理论之间的必由之路，良好的设计评论秩序能够对产业实践发展形成积极有效的引领。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开展中国式设计评论，需要梳理中国设计悠久的历史。在西方，设计被定义为一门现代学科，20世纪初的德意志制造同盟、包豪斯等开创了设计的现代范式，而即便是一些关注到传统设计的《设计史》等著作，也往往是从文艺复兴时代以后开始出现的。位于西方设计中心的美国至今只有不到二百五十年的历史，由他们所界定的“设计”自然不可能往上追溯。但是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一支从未中断过的文明，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设计历史。从我国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到先秦、秦汉以来的统一王国各历史时期，都有着丰富的设计作品和历史实物。以往，这些材料只是被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所关注，但今天我们通过设计学的视角，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新的解读，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开展中国式设计评论，我们的头脑中不应该仅仅只有西方定义的设计史观，而应该把今日中国的设计创造实践看作是绵延发展的中国设计历史长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获取新的阐释资源。
其次，开展中国式设计评论，需要倡导中国设计独特的门类。在西方，设计门类的数量是有限的，一般只是包括平面设计（视觉设计）、环境艺术和景观建筑设计、染织和服装设计、工业和产品造型设计等几个门类。这些设计门类的出现和发展都是和工业革命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工业生产的特点使它们代表了一元化的审美和所谓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各个民族、各个地域都需要根据当地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条件等创造出适应性的设计。以往，我们把陶瓷、丝绸等一些中国独有的设计门类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并未从设计学的视角给予足够关注，仅仅只有一些从事“垂直类”设计研究的学者关注到了，但并没有将它们整合进整个中国设计的科学体系之中。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必要把这些门类考虑在内并建立全新的“中国设计观”。
再次，开展中国式设计评论，需要阐发中国设计丰富的思想。与西方工业化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相比，中国工匠自古以来有“哲匠”的传统追求。从《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思想中就可以看出大量有思想的工匠，《世本·作篇》《考工记》等先秦文献中也可以看到大量的工艺思想。这种在记录劳动生产的同时记载思想理论的观念性著作，在西方同时期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虽然西方现代设计的百余年历史中也诞生了一些设计思想和设计理论的经典著作，但其地位与这些中国文献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些思想文献是我们开展中国式设计评论的重要思想资源。虽然仅靠历史文献不可能解决今天产业和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一切问题，但缺少对于它们的关注和研究，就无法建立起中国自主设计评论的话语体系。
最后，开展中国式设计评论，需要在与西方、与世界的对比中凸显中国设计不同的诉求。虽然我们把中国古代的造物行为界定为“设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完全等同于中国设计。我们还需要在与西方、与世界的对比中看出哪些是中国设计，哪些不是中国设计；在中国设计中，哪些是在今天仍然有继承价值的精华，哪些仍然不足以解决今日中国设计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就前一个问题而言，笔者认为古人原创性的创造行为基本上可以等同于设计（Designing），而重复的生产无论怎样“技进乎道”也只是一种制造（Making）。就后一个问题而言，兼顾器物的审美与功能的“子子孙孙永宝用”的理念，就是今天抵制西方现代设计“有计划的废止制”的利器。但如何在这种对于质量的保障中，通过经济行为和商业手段推动设计产业、创意产业的发展，进而保障设计师、设计企业能够源源不断地盈利，恐怕就不是中国传统设计智慧所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在这方面，还需要在中国传统设计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管理学、营销学等资源。
开展中国式设计评论实践，不仅要在学术界凝聚“中国设计”的共识，还需要制度的保障。在这种背景下，制度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中国设计学长期以来没有全国性的行业组织，有的只是零散、分散的个别设计门类的具体组织，如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等，但没有“中国设计学会”或“中国设计学学会”。即便是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团体会员中，也还没有成立“中国设计艺术家协会”，而只是由专业相近（同属于视觉艺术、造型艺术）的中国美术家协会来承担设计组织的相关职能。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成立中国设计艺术家协会，此前一度使得设计在我国文学艺术界缺乏一席之地，设计评论也缺乏发声的阵地，现在带有综合性质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正在为设计评论的有序开展提供一些平台。除了继续建议早日成立全国性的设计艺术家协会以外，笔者还有两点具体建议：一是依靠中国美术家协会，呼吁中国美术家协会在现有的美术理论委员会之外，再设立与之并列的设计理论委员会；二是积极发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的职能，进一步扩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造型艺术委员会中从事设计评论、设计研究的专业力量。
三
以中国特色设计学话语体系加入全球对话
在当代中国造型艺术（或称视觉艺术）体系中，设计艺术是近年来发展速度最快，但同时也面临“话语权旁落”问题最突出的门类之一。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以下简称“学科目录”）中，“设计”的字样同时在“艺术学”一级学科（包含设计历史、理论及评论研究）、“设计”专业学位和“设计学”交叉学科中出现三次，充分说明了设计艺术在我国当前高层次人才培养格局中所占的体量。但与此次新增为专业学位的戏曲、曲艺、书法等中国固有的艺术门类相比，设计更多被认为是“舶来品”，我们的设计实践、设计研究、设计评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贴上西方的标签。
长期以来，一直有研究者认为只有“设计学”，而不存在所谓“中国设计学”，持这种思想的多为交叉学科设计学建设中接受工学学术训练的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2022年，笔者受邀参加中央美术学院吕品晶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开题会，会上有专家提出，只有“乡村设计学”，但并不存在“中国乡村设计学”。笔者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态度，这种思想仍然把设计归结为自然科学主导的学科。艺术学作为人文学科，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在各个民族、国家、地区常常有不同的形态和面貌，不存在统一的“国际标准”，即所谓“文无第一”，因而这也是体现“中国设计学”建设的首要方面。可以说，既然在交叉学科建设中有艺术学的参与，只要设计学还是交叉学科而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那么“中国设计”和“中国设计学”的提法就是正当而合法的。其实，以自然科学思维否定学科建设中的地域色彩和主体性的想法古已有之。如在哲学领域中，接受逻辑学这种接近自然科学训练的金岳霖，就曾批评接受哲学史训练的冯友兰撰写《中国哲学史》的做法：“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金岳霖从逻辑学的学科特点出发，认为哲学是一门普世的科学，并不存在“中国哲学”“美国哲学”，而只有“哲学在中国”“哲学在美国”，正如不存在“中国物理学”“美国物理学”一样。但冯友兰则认为，就是存在“中国哲学”“美国哲学”，正如存在“中国文学”“美国文学”一样。两位学术大师的分歧在于如何界定“哲学”的属性。如果从逻辑学出发，则哲学更接近自然科学；而如果从儒学出发，则哲学更接近人文科学。
在以技术和生产力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层面，或许不存在国别、地域的区分，就像不存在“中国物理学”，而只有“物理学在中国”；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其特点就是呈现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即不同国别和地域存在着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表述共同组成了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场。交叉学科“设计学”所交叉的学科既包括工学这样的自然科学，也包括艺术学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回答学术有无地域性这一问题时的立场和答案都是不同的，关键在于研究者需要跳脱出自己个人的知识领域，上升到“交叉学科”的高度，以“顶层设计”的学科思维来进行总体的规划，从而避免个人视野对行业发展可能带去的误导。我们应该明确，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或许不存在“中国物理学”“英国数学”，只有“物理学在中国”“数学在英国”，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的确存在“中国哲学”“英国文学”。既然设计学被列为交叉学科，而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那么其所交叉的艺术学这一部分，就必然存在地方性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建设具有主体性的“中国设计学”。中国设计学自主话语体系只有得到了自觉充分的建构，才能推进中国设计学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回应金岳霖关于“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的时代之问，并以主体性的姿态为国际设计学界提供可资参照的中国式设计现代化的宝贵经验。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设计学”的提法容易阻挡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潮流，担心将并非“世界一流”的东西当作“中国特色”。这种看法不仅没有看到“文无第一”——强调“中国特色”的本义不是定义中国还是西方何者为“世界第一”，而是旨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设计秩序，进而丰富国际设计的话语场，建立多元化的新局面；而且对于古往今来中国设计学的成果有些过于缺乏自信了。首先，中国设计学不仅仅是指当今中国设计学者的原创性成果，本身还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设计智慧，上下五千年的中国设计智慧都是今天中国设计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在国际范围内传播和发扬。其次，中国设计学还包括了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设计传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的革命实践中，发展孕育了独特的红色文化基因和红色设计资源，这些既非移植自西方、也非照搬于苏联的中国红色设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设计界的自主创新，其成功经验也经过了历史的检验。最后，中国特色设计学话语体系，不仅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也包括中国当代文化中所体现出的设计精神。
近年来，中国在5G、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移动支付等很多领域已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这些相关领域开展的研究中，也已经体现出中国特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中式美学”“国潮国风”等设计风格从设计界“出圈”的同时，我国很多科技领域自主创新的“大国重器”也越来越体现出中国元素、中国特色的设计精神。2023年10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了载人月球车方案，由清华大学设计的“望舒之辇”入选。“望舒之辇”以秦始皇陵铜车马为灵感来源，体现出传统元素在当代创新设计中的应用。并且，中国风的设计主体不仅限于中国设计师，也得到外国设计师的尊重和认可，他们开始以“本土”为方法开展在地化的设计创作，从而创造出新的现代设计视觉形式。由已故伊拉克裔英国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领衔设计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其造型就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凤凰展翅”。可以说，无论是在时尚设计、视觉设计、工业设计还是建筑设计等领域，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浓郁的“中国风”，这是我国创意设计领域文化自信和传统元素潜力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从设计领域的情况来看，这些实践中的成果还停留在自发探索的阶段，我们的设计研究领域亟需建立与实践领域中的发展情况相匹配的中国特色设计理论，从而充分体现出理论对于现实的解释力。因此，现阶段亟需拿出原创的“中国设计学”的理论、概念与成果，与蓬勃发展的中国特色设计相适应。
“望舒之辇”设计方案
（来源：清华大学官网）
此前，设计界的国际交流主要集中在设计实践方面，如关心中国设计代表团获得了多少戛纳广告节的大奖，中国有几位优秀的平面设计师获得“世界最美的书”或者加入“AGI（国际平面设计协会）”这样的组织。最近这些年，受学术界整体风气的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留学西方的中国设计学者的加入，设计学界也开始高度重视国际交流。一些学者以用英文在国外的设计学刊物上发表论文为荣。不可否认，这种英文刊物大多执行“匿名审稿制（Peer Review）”，对于学术规范有严格的要求。但是研究发现，这些英文论文中体现中国特色、中国经验的还很少，大多是用西方的话语体系谈论西方设计和设计理论关心的议题，更遑论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如果翻译为中文，在国内的主流设计期刊上发表都是很困难的，因此发表英文论文常常成为一些难以发表中文论文的学者或者课题组“换个赛道”的手段。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设计学者在国外设计学期刊发表英文论文，其意义远远不及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学术界主流期刊发表中文论文。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始频繁参加英文的国际会议，但还较少有国内设计学界的顶尖学者与会，所谈也往往围绕西方学者制定的议题和方法，缺乏真正的中国理论、中国智慧。这些设计学界的国际交流是可贵的尝试，但还不是真正平等的交流。笔者认为，国际交流应该是一种“对话”，而非“西方中心”，这种对话的前提是中国学者要有自主的成果。开展平等的国际交流、国际对话，也不应是抵制“中国设计学”的提法，而是真正拿出原创性的理论去加入国际设计话语场，改变西方学者主导的一元论局面，建立一个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学者平等多元的话语空间。所以，构建中国设计学自主知识体系与开展国际交流不仅不矛盾，反而是在高水准、高质量的层面上倡导真正的对话。
结语
2014年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以来，设计评论作为艺术评论的一支重要力量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2022年新版《学科目录》中也明确了设计的历史、理论及评论研究是一级学科“艺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学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设计评论要想取得突破性发展，需要高扬主体立场，紧密围绕中国实践，阐释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发扬中国特色、中国智慧，最终上升为中国理论，以“中国式设计评论”引导中国式设计实践的发展，进而以一种真正平等、主体的姿态加入国际交流、开展国际对话。“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当前在国际上，设计学的话语秩序显然还是由西方主导，一些国内学者甚至屡次将西方平庸陈旧的设计实践及其理论当作前沿介绍给国内同行，这些都不是一个成熟学科应有的状态。我们期待中国设计学尽快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而为全球设计学界建立多元化的新秩序贡献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文/祝帅，《时代机遇、主体立场与全球对话——关于构建中国自主设计评论话语体系的思考》，来源：《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11期）
注：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设计艺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及评价标准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14）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简介
祝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全国青联委员，全国文代会代表，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